‘华南虎’催生我们对项目与成果的思考

文/汪华斌

沸沸扬扬的‘华南虎’‘假虎案’尘埃落地，公安机关正式确认了这是一起人为的造假事件；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都受到了相关处罚，我们社会似乎从这个案件的终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然而一些有思考的中国人，却透过‘假虎案’看到了另一个社会问题；那就是我们社会的项目与成果，似乎完全是‘官本位’的体现；‘华南虎’只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是啊！表面上看‘华南虎’是周正龙一个人在造假，可从酝酿、产生、演变；却始终渗透着相关部门和领导的‘权威’。没有我们社会的‘官本位’，也就产生不了‘华南虎照案’；因为领导的审查与批示，‘专家组’的现场鉴定；最后这个成果才产生了，项目也就开始立了。这次如果不是网络把它作为一个公众事件而公开，恐怕这个项目与成果会成为林业部当年最大的特级成果；各级领导自然都会成为成果的负责人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开始还是‘挺虎派’的；是啊！专家学者们的现场鉴定，政府机关的层层审查；各级领导的公开表态，我难道会怀疑一个农民作假吗。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各类成果，全部是这样的程序鉴定出来的；先是各级领导的审查，再就是专家学者的鉴定；最后成果就产生了。我们的科研成果是这样鉴定的，我们的管理成果同样还是这样鉴定的；我们社会每年多于牛毛的各类成果，全部是这样的程序产生的；没有发生过异议，这次形成国民异议的应该是第一次。如果不是网络上公开成‘公众事件’，异议还不是没有任何作用；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，相关人员不是得到了相关奖励吗。

想当年我在国有企业的时候，两耳不闻工作外的事，全部身心在工作与研究上；结果我总在具体项目中创造出成效。当时我不知道‘官本位’，把成果发表文章后再总结申报成果；结果我的成果总是五等奖。后来有一个成果总结时，一位领导要我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；我照办了，结果这个成果成了部级二等奖。原来是我以前总结成果时，从不把领导的名字署上；全部是我们干活的相关人员。所以领导审查时，全部按最低级别批；后来因为署名领导了，结果就按领导的级别往上报了；根本没有人来现场进行鉴定，就是在酒店里召开了一个鉴定会；吃喝玩乐后还有鉴定费拿，所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个个满脸笑容地签字了；再加上有哪个专家学者的成果不是这样鉴定的呢，全部是按领导定好的级别签字同意；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果鉴定，也是我们社会公布的成果来源。

有位院士当初做实验时，从不统计数据；无论多少次实验，只要有一次与他的结论吻合；他就用这次数据进行分析。我当时不知‘天高地厚’，说这违反了统计原理；应该用全部的数据进行统计，结果我被调出了研究机关；而这位把我调出研究工作的领导最后成为了知名院士。是啊！这位院士的研究成果还有实验数据，哪怕是误差很大；那也是实验数据呀。我见到某大学的成果报告，竟然全部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；把外国成果数据进行处理，随意加上自己的想当然数据；结果竟然是国家级成果了，因为人家知名人士全部是课题组成员；他们的成果不是国家级，谁的成果能上呢。

为何我们社会总是与‘官本位’挂钩，原来是我们领导的权威决定的；因为我们的领导者既是行政领导，还是技术权威；所以领导的面子决定了成果也是领导的。不是领导的成果，领导审查就会‘枪毙’；即使是领导的成果，还要按领导的级别定成果的级别。你是高级领导，你的成果才会进入部级以上的级别；所以我们社会的成果是先由领导确定‘结果’，再由相关部门或人员组织‘过程’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的‘过程’是形式；只要不违反‘结果’，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社会的成功者永远是领导；谁见过一个无名的老百姓得到过国家级成果吗。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创造不了国家级成果，而是真的创造出了这样的成果；只要没有署名领导，全部被领导‘枪毙’了；因为国家级成果永远是属于领导的。就如同我单位负责人对我说，‘谁叫你的论文比院士都多，你不下岗还有谁会下岗’。

是啊！‘假虎案’的终结不等于我们没有思考，反而对中国成果产生了全面的怀疑。因为这次是周正龙个人造假都这么难证明，那要是我们的领导造假呢；是不是更难证明。那要是集体造假呢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；如此说来，我们社会的成果的确使人怀疑；难怪这些不能成为生产力的成果，却是领导们名利双收的途径。这样的成果，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越少越好。

‘假壶案’的终结，应该是我们项目与成果清理整顿的开始；不然我们的项目与成果比西方国家多，而我们的生产力却永远比他们落后；我们该冷静了，的确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社会的项目与成果机制；是它们出了问题，我们才会闹出国际大笑话。